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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相卿:雷山縣三村苗族習慣法確認的政治組織制度
作者:周相卿 來源:互聯網 日期:2014-06-11 閱讀:3725

(《當代法學論壇》2006年第3    貴州省法學會主辦)
    
內容提要:傳統上苗族習慣法確認的議榔組織、寨老制度以及房族組織等社會組織制度還在一定范圍內被傳承下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作用。村民委員會取代傳統上的議榔組織通過制定村規民約的方式確認習慣法的內容。村民委員會代替傳統上的理老采用傳統上的調解方式處理民間糾紛。
    
關鍵詞:苗族習慣法  議榔組織  房族  村規民約
    Political organizing system admitted by Miao people
s custom law in Sanchun, Leishan county
    Zhou   Xiang_qing
    Abstract: Some community systems such as the Yilang organization, the village senior head system and the family system admitted by Miao people
s traditional law have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and functioned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 village committee nowadays replaces the Yilang organizations role of recognizing custom laws through formulating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aling with the villagers
conflicts falls on the village committee rather than the village senior heads.
    Key words:Mial people
s custom law, the Yilang organization, the family system, village regulations

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中國苗族的聚居中心,雷公山地區是黔東南苗族的聚居中心,雷山縣位于雷公山地區的核心地帶,黔東南第一高峰即雷公山的主峰以及雷公山脈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在雷山縣境內,現在其境內的人口近14.64萬人,有苗、漢、侗、水、布依、瑤等多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達到95%以上,其中苗族占全縣總人口的83.6%,是全國最集中的苗族聚居縣之一。本文作者為了搞好田野調查,在貴州省委組織部的安排下,于20033月至20042月在雷山縣政府擔任副縣長,分管民族、宗教、公安、司法和政府法制等工作。這期間,充分利用各種方便條件,從國家和民間兩種角度認識了解當地的苗族習慣法,選定了三個典型的苗族村寨進行了重點深入的田野調查。下面以田野調查的民族志資料為基礎分析三個村寨中當代習慣法確認的政治組織制度。

 一、三村的自然情況

(一)   格頭村

貴州省雷山縣方祥鄉格頭村位于雷公山腹地,還沒有通公路。苗語“格頭”意為住在樹洞里的人家。從村寨到鄉級公路約有五公里,要走一個多小時。村寨位于谷底,四周是高山。根據雷山縣國土局提供的資料,格頭村坐落在海拔1020米至1050米之間,河谷兩邊的坡度都在50度以上。晴天時可以直接看到黔東南第一高峰即雷公山的主峰。這個行政村由一個自然寨組成,有124戶,548口人,全部是苗族,統一說苗族語言,寨中村民找不到熟練掌握漢語的人,如果沒有苗文翻譯,很難用漢語進行深度語言交流。有楊、羅、李、闞四姓,不是同宗。因周圍是高山,陰雨天多,日光照射時間短,田地產量很低,糧食不能達到自給自足。

(二)   腳猛村

腳猛村是雷山縣縣城所在地丹江鎮的一個行政村,從地圖上計量,到縣城城區的直線距離約4.25公里。實際是縣城到寨中有75公里。從省級公路到村里直線距離約1公里,但要越過一座山,實際路途約有3公里。2000年才修通村級公路,坐車從縣城走15分鐘即可到達村里。全村是由一個自然寨構成的,全村所轄范圍內,85%以上是森林,很多樹已經長大成材。主要是杉樹,有少量松樹。我在山上走了四個多小時,沒有看見任何盜伐濫伐的痕跡。全村218戶,862人。都是苗族,男系全都姓文,由一個男性祖先繁衍下來。

(三)   掌批村

掌批村是雷山縣大塘鄉的一個行政村,地處縣城的南面,距縣城25公里。也是雷公山山脈的南部,寨后的山嶺是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分水嶺。全村有303戶,約1300口人。根據居住的位置又分為上寨和下寨,相距約500米。上寨地勢相對平緩一些,有80戶左右,其中有幾戶漢族。下寨建于半山腰上,地勢很陡,有200多戶,全是苗族。全村平均每人約有9分水田、1畝旱地,糧食可以自給自足。70歲以上的男性老年人不能說漢語,沒有讀過書的年齡大一些的女子也不會說漢語。外出打工的就有200多人。2000年修通村里至凱(里市)榕(江縣)公路的村級公路。村級公路未修通前從村里到公路要走一個小時的路。1958年國家組織民族調查時曾經進駐此村。由貴州省編輯組編,19872月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社會歷史調查》(二)中將在掌批村的調查資料“雷山縣掌披苗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列為第三編。

二、傳統政治制度的傳承

(一)議榔組織

議榔是非常設的社會組織,其活動是通過舉行一定的帶有宗教意義的儀式,大家齊心協力做某種事。從歷史資料看,關于議榔的職能,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制定規范即榔規的功能,也就是制定習慣法規范。第二,組織血族復仇。由于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主持公道,血族復仇在無國家或國家權力不介入或無力控制的情況下,是一種習慣法制度。一個人受到侵害時,采用議榔的形式,集合本家族的力量進行復仇。《貴州圖經新志》卷十二中講到:“黑苗,囚首赤腳,性類犬羊,不通漢語,服短花衣,有不合,雖父子亦相攻殺,屠牛召兵,不可以德化。”[1] 雷山的長裙苗族就是屬于黑苗,這里的屠牛召兵就是通過議榔進行血族復仇。第三,利用“議榔”抵抗封建王朝的征服或組織發動反抗封建王朝統治的武裝斗爭。雍正十年(1732年),臺拱(現臺江縣)境內的苗族民眾為反抗清政府的征服,采用“議榔”形式殺牛喝血酒宣誓,號召民眾,使一百多寨子串連起來,抵抗清王朝的征服。咸豐五年(1855年)三月,苗族民眾在臺拱廳的掌梅尼殺牛議榔決定舉行起義,拉開了咸同苗族民眾起義的序幕。

議榔的組織者稱為榔頭或理老,人數不固定,其產生方式是得到公眾的信任,德高望重,樹立了威信,就被公認為一寨的理老,理老主持議榔會議,但個人無立法權。議榔的活動不包括調解糾紛,由于理老熟習習慣法,精明事理,在發生糾紛時負責進行調解,主要采取說服方法使雙方讓步達成協議,苗族地區稱為評理,沒有直接強制力,在形式上類似于現在法定的調解,但理老沒有執法權或強制裁判的權力。

在格頭村,1980年代舉行過一次“議榔”,現在還起作用。在腳猛村,國民黨統治時期的1944年左右,舉行過一次議榔,在掌批村,清朝時的19041905年,曾舉行過一次議榔,以后就不再舉行了。

由于在黔東南的絕大多數苗族聚居地方,原始宗教信仰的程度已經不能滿足議榔的需要,議榔的立法職能基本上已經被村委會取代,議榔的其他職能也已經失去了意義,議榔組織實際上在黔東南的絕大多數苗族聚居地方都已經不存在。

(二)寨老制度

寨老指苗寨中德高望重的長者。清乾隆年間,張廣泗在給皇帝的奏折中講到:“查新疆苗眾向無酋長,……查各苗寨內,向有所稱頭人者,系各本寨中稍明白、能言語、強有力者,眾苗即呼為頭人。”[2] 這種頭人,在解放前的雷公山地區還普遍存在著,苗語稱為“婁方”,直譯為地方長者,也稱為寨老。既不是官府任命的,也不是世襲或選舉的,稱為自然領袖,人數不定,不脫離勞動生產,不享有特權。主要有理老、活路頭、牯臟頭和鬼師,沒有統屬關系,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當然,不一定是每個村寨都同時有這四種寨老。有些寨老也無法明確歸為四類中的某一類。寨老們在習慣法的實施過程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苗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也證明了這種制度的情況。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宗教是人的現實生活在觀念上的表現。“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3] “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發的部落宗教和后來的民族宗教,它們從各民族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中產生,并和它們一起成長。”[4] 雷山地區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內容也證明了歷史上苗族社會組織的情況。首先,雷山地區苗族的社會組織情況表現在宗教信仰的內容上,是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神教,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中無論是崇拜的對象,還是懼怕的對象都沒有等級,互不聯系,成員之間是平等的,沒有主從之分,沒有長官僚屬之別,難分高低貴賤。其次,宗教也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而發展的。只有社會制度發生變革,人們的宗教觀念才能發生變革。階級社會中,宗教中的等級是滿足了神化社會等級的需要。再次,當社會沒有產生對某種宗教的需求時,無論這種宗教演變到何種程度,在這一地區都無法立足或發展,反映有等級內容的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等都沒能在這一地區有所作為。雖然他們在特定的情況下把崇拜的石頭稱為“菩薩”,只是借鑒了佛教中的用語表示自然神,與佛教中的菩薩含義并不相同。

三村中只有格頭村還存在比較明顯的長老議事制度,就是村中重要的事情,特別是與傳統有關的事情,必須與寨老商議。有這樣一個實例,雷公山是國家級森林公園,有很好的旅游資源,格頭村位于雷公山的腹地,周圍的高山上植被保護的非常好,村中有小河流過,自然環境非常優美,加上民族風情濃郁,具有很好的旅游潛力,在有關人員的提示下,村中的青年們在村委會的支持下,自動組織起來,練習跳蘆笙舞,但吹蘆笙是有禁忌的。當地的村民們認為,吹蘆笙是很神圣的事,任何人平時都不能隨便吹蘆笙,而且,吹時必須得到寨老們的許可,舉行特定的儀式,否則會受到神靈的懲罰,使人生病、莊稼歉收或辦事不順等。特別是人們以前是認為收谷子以后到下種子這一段時間才能吹,開春以后吹蘆笙糧食長不好。這一禁忌的實際功能是農忙時就不吹了,避免影響生產。亂吹蘆笙的人會受到譴責或處罰。在青年們練習之前,村委會主任和村黨支部書記把村中一些寨老找到村里,征求他們的意見,有的寨老因故未去,村干部就到家里征求意見,寨老們都說可以吹,現在青年們每天練習吹蘆笙。所謂寨老只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長者。村中有鬼師和活路頭,鬼師給人看病,活路頭負責起活路,鬼師和活路頭并不被公認為是決定村里其它事情的寨老。村民委員會的調節委員會主任曾經長期擔任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長或黨支部書記,也被公認為是村中寨老,由于主持調解糾紛,被人們認為是理老。現任黨支部書記已經六十多歲,也被認為是寨老。原來擔任過村干部的多數人都被公認為是寨老,各個姓之間的寨老人數大致是平衡的。由于寨老的權力大,與其他兩個村寨相比,格頭村的村干部的權力相對就小一些。

從歷史資料上看,由于苗族歷史上沒有文字,在一個村寨中,寨老們的權力究竟有多大,有沒有決定村內事務的權力,如果有這種權力,是如何行使的等等問題,沒有苗文記載。在漢文史料中也沒有發現過全面詳細的記載材料。

(四)   腳猛村和掌批村的房族制度

腳猛村有自然形成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房族”,是獨立于國家法定組織之外的社會組織,一個寨是一個大家族,分為三個二級房族,十個最小的三級房族。三級房族一般由三代以內的直系和旁系血親構成。因為本寨中沒有外姓,故由近親的父系血緣小家庭組成,一般是幾十人。掌批村由不同的姓氏構成,也不是同宗,同樣存在由父系直系和旁系血親構成的房族制度。這兩個村寨中,小房族的組成人員之間有互相幫助的權利和義務。如:蓋房子時同“房族”的人互相幫助;外寨的人以秘密結婚的方式與本村的姑娘結婚,姑娘家的父母如果不同意,同房族的人有義務去搶回。是處理紅白喜事的單位,也是來客人時吃“轉轉飯”的單位。從糾紛處理實例上看,掌批村的房族在保障習慣法實施的功能方面沒有腳猛村那樣占據重要地位,這是因為腳猛村的一個寨子由一個大房族構成,人們在發生糾紛時,忌諱外面的勢力介入,盡可能地由內部解決。格頭村沒有明顯的房族制度,村內按父系有四個姓,四個姓之間可以互相通婚。平時互相幫助,來客人時吃“轉轉飯”的單位是由旁系血親及姻親構成的。

從自然條件和地理條件看,腳猛村和掌批村在歷史上有接受漢文化的機會。這兩個村寨的房族制度,有點相似于漢族地區的家族制度,但又有重大的區別。在這種房族組織內部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除了保持尊老愛幼的傳統外,人們之間是平等的,沒有享有特殊權威的族長。這兩個村寨的房族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本身是由習慣法確定的,又在習慣法的實施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村民委員會對傳統政治組織職能的取代

(一)村民委員會領導制定的村規民約對習慣法內容的確認

在傳統上,苗族地區議定習慣法新內容的社會組織主要是議榔組織。現在的多數村寨都是由村規民約取代了傳統上的榔規,即使是個別村寨仍然采用議榔的方式制定特別規則,其組織者也往往是村民委員會。

格頭村的村規民約是使用鄉政府統一制定的文件,有很多內容體現了國家法要求,屬于鄉里農村工作的范圍。如第一條規定:“村民結婚后,必須在30天內到鄉民政辦進行結婚登記,要求生育的夫婦憑《結婚證》向村委會申報,由村委出具證明到鄉計生辦申領《準生證》后方可生育。否則以無證生育罰款50元。”這一條根本就實施不了。方祥鄉位于雷山縣的東北部,屬于雷公山的腹地,也是一個相對的文化片區,全鄉范圍內很多習俗相同或相似。其村規民約由各村上報,鄉里修改定稿。同時也反映了習慣法的內容,如第十四條規定:“寨內一旦發生重大火災村民必須全力以救,不準擅自搬遷自家財產。等火災全部滅后,不論災情大小,由火災發生戶承擔掃寨等責任。救火洗手豬一頭,掃寨豬一頭(一百斤以上),大米120斤,酒120斤,肉120斤。”

腳猛村的村規民約雖然是由村里以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的名義制定,發到每一戶,但是以民族習慣法為基礎,其內容與當地的習慣法一致。特征一是:法律要求但實現不了的內容沒有規定,如結婚必須打結婚證的問題,就沒有規定。特征二是:存在一些與國家法不一致的內容,但是能夠得到實施。如規定:“凡是違犯本民約者,經本村村民委員會處理不服的,不按照處理規定按時交清款的,有抵觸的,本村有權利在犯者家拉牛、捉豬甚至拆房子作為抵款”。這種做法是習慣法上的處罰方式,因此這實際是一些習慣法內容以村規民約的形式表現出來,部分內容與國家法形成了多元現象。

相對于其他兩村,掌批村的村規民約在內容上反映習慣法最為全面,基本上沒有反映國家法的內容,有些內容在其他兩村的村規民約中沒有反映出來,如第三十四條規定:“發生男女關系而導致侵犯雙方或一方愛人權利的,要按責任情節處以叁佰元至伍佰元的罰款。”第三十五條規定:“在他人家做性行為,要由行為人負責買掃邪母豬一頭,并罰款壹佰貳拾元。”村委會的干部認為一些反映習慣法內容的規定是落后的,將一份臨時改造過的手寫的拿給我,沒有辦法我只好又親自到村里,才拿到了真正的原件。

這三個村的村民普遍都認為村規民約就是法,一般能夠自覺遵守,村委會的調解委員會可以看作是村委會與寨老制相結合的產物,在處理糾紛時適用村規民約。除了格頭村的村規民約是由鄉里統一審定,規定了純粹是村委會工作范圍的計劃生育工作和村委會內部管理制度,同時主要內容確認了傳統習慣法的內容,其他兩村的村規民約的全部內容全都是屬于對習慣法的確認。

從三個村寨的情況來看,其村規民約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制定的,可以說這種村規民約有雙面性:一方面,從形式上看是根據國家法律制定的;另一方面,就收集到的三村成文村規民約來看,其一些內容并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或者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或者與法律的規定沖突,實際上是不成文習慣法的成文表述而已。由于這些規范有宗教的或其他的社會強制力保證實施,是形成國家法與當地苗族習慣法多元并存現象的重要原因。可以說,當地的苗族習慣法穿上了村規民約的外衣。

(二)村民委員會代替傳統上的理老處理民間糾紛

這里的農村基層組織指村黨支部、依照國家法成立的村委會和村委會的擴展組織。現在三村的村委會都是依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選舉產生,村委會主任和其他的委員都是由村民提名、直接選舉的。

在格頭村,上級政府布置工作要依靠村級組織,即黨支部與村委會。村里有8名黨員,一名年輕的黨員是在讀中專時發展的,被選為村委會主任,但沒有到位,一直在外面。現在村里7名黨員的平均年齡是59歲,老齡化嚴重。村里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村委會在做,黨支部支持村委會。村中有了糾紛以后,先由村里解決,解決不了,再由鄉里解決。近些年沒有移送到鄉里的。村委會有調節委員會,村委會的調節委員會主任是村中寨老,曾經長期擔任村支書,生產大隊長,從村民委員會的角度看,是調解委員會主任,在村民的觀念中,是理老,也就是按照傳統的制度,調解糾紛的寨老。2002年調解了四起。寨中有糾紛時,村長或支書調解不了的,才找寨老,一般的小事不用找寨老。有些事能調解,有些事不能調解。由于寨老的影響大,村委會的權力相對于其他兩個村寨而言是受到制約,可以說是比較小的。

在腳猛村,宗教的權威已淡化,這主要是地理位置臨近縣城,在歷史上政府容易控制,在外面工作的人比較多,受到國家權威控制觀念的影響。這樣就會形成一種觀念,村里制定的規則必須遵守。特征是保證習慣法實施的權威主要表現為村委會的權威。村委會既執行上級國家機關安排的任務,又保證習慣法的實施。名義上是依據國家法成立的村民委員會,實際上主要是依靠傳統的因素而形成的權威。村里有調解委員會,組成人員有5人。從組成人員來看,也是一種傳統和現代的混合型權威,既有村干部,也有寨中有威望的長者。從實施的效果看,這里村規民約的實施效果是非常好的,以盜伐、濫罰林木現象為例,政府部門的打擊控制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腳猛村,我在山上走了四個多小時,沒有看見任何盜伐濫伐的痕跡。在傳統的苗族地區,秩序的維護主要是依靠宗教的權威,人們遵守規則是害怕超自然力的懲罰,人們之間是平等的。腳猛村村規民約規定:“凡是違犯本民約者,經本村民委員會處理不服的,不按照處理規定按時交清款的,有抵觸的,本村有權利在犯者家拉牛、捉豬甚至拆房子作為抵款。”之所以有這樣的權威,原因有很多,從腳猛村村規民約的規定中也能找到一些答案,如規定:“不愿參加本民約者,今后他家出什么大小事,本村概不處理。”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保證不需要別人的幫助。

在掌批村,上級政府下達的工作任務由村委會和村黨支部完成。發生糾紛時由村里調解,寨老基本上不起作用了。今年4月,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者喝醉酒以后亂扔亂砸別人的東西,村里出面解決,這個老者賠了300多元錢后,糾紛得到解決。80年代以前,經常有上級的工作組下來,現在沒有了,因為以前是村里服從上級的指示,現在上級管的事少了,村里的權力現在比以前大多了。但是,以前是村干部個人說了算,現在是大家共同商定,村干部個人的權力反而小了。村規民約只是上級的法律的補充。以前村中寨老的影響大,現在基本上不管事,主要是村干部管。

三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約束人們日常行為的規范主要是傳統上流傳下來的習慣法,當糾紛發生時,出面解決的是依照國家法成立的基層組織村民委員會和基層黨支部。三村還是有差別的,在格頭村,保證習慣法實施的權威方面,寨老和村委會都有重要的地位,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寨老都發揮作用。而在腳猛村和掌批村從形式上已經很難看到寨老的影響,即使是有影響,也都隱藏在村委會的調節委員會名義下。

(三)村民委員會采用傳統上的調解方式處理民間糾紛

調解制度是歷史上延續下來的同時也是現代苗族習慣法最重要的訴訟制度,當地稱為講理。雷山縣檔案局保留有一份作者不明的完稿于1953529日的《西南少數民族雷山黑苗概況調查表》,關于司法部分是這樣描述的:“唯其特別點就是喜歡沿用習慣法,無論私刑法,均由當事人找地方有聲望的士紳進行講理(即調解),在未講理(即調解)之前,先殺豬或雞吃了一頓,吃了以后,來參加講理(調解)的士紳們就沿用地方老一套的習慣(這里婚姻問題尤甚)進行講理(調解),如調解了結,就又殺雞或豬吃一頓。”[5] 新中國成立前,雷山地區的司法機構已經健全,如果調解不成,雙方當事人可以訴諸官府。現在,這種講理的方式在三村都存在著,不過講理的組織在名義上是村民委員會的調節委員會。下面舉一個腳猛村的實例:

1996年時,腳猛村里的一個被拐賣到外地的姑娘,又以介紹工作的名義將另一個本村的姑娘拐賣到江蘇,其自己受到傷害又傷害別人。當時雙方采用當地的習慣法講理。當時的村委會在召集寨老及雙方相關人員處理這個糾紛時錄了音,[6] 磁帶中的內容首先是去江蘇省接受害人文某某的人的敘述,大意是到江蘇省后,找到了買的人家,問明了事件的過程。案件調解人員問一些問題的細節,拐賣者文某某為推脫自己的責任而辯解,被拐賣者文某某說推脫責任的理由不成立。最后,雙方采用文字形式簽定了協議書,內容如下:

《保證合同書》

關于我腳猛村村民文某某的女兒文某某拐騙文某某之女兒文某某遠婚江蘇省一案,經過我村各級組織處理辦案結束,得雙方的同意,本村的處理意見如下:

一、被告乙方文某某的女兒文某某拐騙收受的伍佰元現金退歸受害者甲方文某某的女兒文某某賠罪。

二、文某某拐騙遠婚江蘇的文某某從九六年四月七日起起落九個月內,如發生身體特殊情況,由乙方負責一切費用。

三、要文某某付豬肉三佰斤,白酒一佰伍拾斤,米飯吃足為止。

四、此案處理后,要文某某家保證文某某家和辦案人員及房族家大小生命、財產、生產方面的安全。

五、保證合同分辦一式三份,甲、乙方各一份,村委會一份

甲方:文某某(章)

乙方:文某某(章)

腳猛村村民委員會

一九九六年四月七日執行

最后的執行結果是:

由拐賣人的這一家出酒、肉、米請拐賣者和被拐賣者所在的兩個大房族(全村只有4個大房族)吃飯。如果全村不是一個姓,應該是全村的人去吃,由于全村是一個大家族,都是本家,另外的兩個房族不好意思去。人們認為,這樣既懲罰了有過錯的人,又教育了他人。

從這個案例來看,其處理的程序與現代法院的調解程序是相似的,首先是敘明事實,雙方達成一致意見簽協議,然后是協議的執行。但現代法院的調解和傳統上苗族習慣法的講理還是有區別的,現代法院的調解書有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這種協議書是由民間的權威保證實施的。現代的講理與傳統上苗族習慣法的講理也有區別,按傳統的做法是協議達成后,雙方發誓保證執行,不采用成文的形式,而這里使用了現代的科技手段錄了音,使用漢字將協議文字化。

[1]《貴州圖經新志》卷十二,清平衛《風俗》。

[2](清)張廣泗:《張廣泗奏革除苗疆派累厘定屯堡章程折》,載《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3頁。

[5] 雷山縣檔案館保存《民國檔案》,28號。

[6] 原文是苗語,由雷山縣旅游局干部文春燕同志翻譯成漢語。

作者:周相卿,男,19647月生,法律人類學博士,貴州民族學院法學院教授。中共貴州民族學院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貴州民族學院監察室主任。地址: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郵編: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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