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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貴州省苗學會
網名題寫: 楊光林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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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定發:再建議要下大力深化苗族歷史源頭的研究
作者:潘定發 來源:本站原創 日期:2019-06-06 閱讀:9652

再建議要下大力深化苗族歷史源頭的研究

潘定發

我十分高興地看到了資深的苗學專家石朝江老院長于2019年3月25日在《三苗網》和2019-3-31在《中國苗族網》上發布了《也談苗族的歷史框架(之一)——與潘定發先生商榷》的文章(以下筒稱《石文(一)》)。接著在《三苗網》發布了《石文(二)》和《石文(三)》。這次圍繞我的兩拙文《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 (載《中國苗族網》)和《苗族歷史源頭研究回顧》(載納日碧力戈、張曉主編的《苗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而進行學術爭論,我是十分高興的!目的是為了深化苗族歷史源頭的研究啊!

首先,3篇《石文》糾正了我在兩拙文中的一些錯誤,我一定知錯則攺,跟著真理走的!

我在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苗學研究專業委員會2018年11月學術年會上曾寫過一篇拙文《建議要下大力深化苗族歷史的研究》(詳見論文集p1)。看了3篇《石文》后,我還是以《再建議要下大力深化苗族歷史源頭的研究》為題寫拙文以回謝資深的苗學專家石朝江老院長,以進一步求教于您和其他苗學專家!

據我目前的所知:有關苗族歷史框架的表達式主要有3種:

1、絕大多數的專家學者都是保持1985年《苗族簡史》陳述的“九黎、三苗、南蠻、荊蠻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1]而寫為:“九黎、三苗、荊蠻與苗族一脈相承”或為“九黎、三苗、荊蠻、武陵蠻、五溪蠻與苗族一脈相承”。

2.2012年10月石朝江先生在上述表達式“九黎”之前先是加了“伏羲”[2]后來將“伏羲”改為“東蒙”。因為石先生認為東蒙=伏羲=太昊。

3、潘定發在2010年11月貴州省苗學會年會上發表了《試淡苗族的歷史框架》中提出:苗蠻族團[…… 燧人氏(黔東南苗族稱為火耐氏)→伏羲氏(黔東南多數苗族稱為姜央氏)]→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時代中晚期形成),苗族操苗語三大方言分布在中華大地上,還有近300萬人遷居外國(筆者按:其中的火耐氏和姜央氏只列了中部方言區的;另兩個大方言區也許或無或另有相應時代的稱謂,敬請相應補充!)。

2014-9潘定發在《苗族歷史源頭研究回顧》中“……苗蠻族團”之前加了“某支古猿人”

上述3種表達式的區別:1.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分別在“九黎”、“東蒙”和“某支古猿人”時代.2.苗族形成時代分別于荊蠻或五溪蠻(前2種)和三苗的中晚期。其余“九黎、三苗”相同。

我潘定發在上述拙文《建議要下大力深化苗族歷史的研究》中寫過:1.作為基層的苗學會會員,對苗族歷史研究重要性的感受最深刻(因經常會遇到一些游客和人類學民族學的學者來到基層旅游問及苗族的歷史源頭、苗族形成時代等苗族歷史框架及其苗族文化的歷史上限和苗族重要歷史人物等等一些問題。如前些年著名學者余秋雨先生就向西江小女孩問蚩尤與苗族歷史關系的問題。),但手中漢文史料和考古資料又十分缺乏,本地的苗族心史資料也有地區的局限性等等。正如《石文(一)》所說:潘定發先生可能有些孤陋寡聞。實際上,我是真的孤陋寡聞而不是可能有些孤陋寡聞。

因此基層會員十分期盼工作在上層的苗學專家學者(我們知道你們承擔上級布置的非苗族歷史研究的課題太多!)應擠出業外時間與精力來進一步下大力深化苗族歷史的研究。筆者認為,石朝江老院長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只有上層的苗學專家學者都主動深化研究和主動進行學術交流,才會盡早使大家取得相對準確的共識。

這種渴求,我早在2010-6-20出版的2010年第2期《苗學研究》p41上的拙文《致<苗學研究>和<中國苗族網>的函》中也曾表述過:1.縣苗學會的會員生活和工作或勞動在基層,他們直接與苗學研究的對象即苗族群體接觸。比起大都市里的苗學研究者尤其是國外的人類學專家千里迢迢來苗鄉進行苗學研究具有天然的優勢。因而縣苗學會對苗學的研究顯得格外重要。但會員末經正規學習有關基本知識的訓練,漢文史料和必要的民族學期(書)刊又極度奇缺。因此,希望你們多給予指導。2.建議(貴刋)要有計劃地組識稿件;(上層資深的)苗學專家應帶頭賜稿.3.有計劃編發或從來稿中對一些尚未共識的問題而持有不同觀點的文稿。有針對性組織集中對某一重要且急需解決的問題展開討論。堅持黨的“雙百”方針,這是促使持不同觀點的人們進一步對該事或人進行深入研究的強勁動力。目的是為了盡早統一對某一同事或同人的共識……不討論,對某些同一事或人的看法,只能會是各唱各的調,各敲各的鑼。別人到底聽誰的呢?……都需要有人在《苗學研究》和《中國苗族網》這兩個平臺上首先發話(即使第一個也是講錯話,大家又來糾正嘛!)和組織討論啊!要敢于刊發這類(意為即使有錯)“拋磚引玉”的文稿。真理會在爭議中顯現。

說實在,我們基層的苗學會會員的所謂進行苗族歷史研究,實質就是學習和宣傳上層的苗學專家學者的苗族歷史研究的成果! 會員幾乎全是來自非哲學社科專業的不同專業之基層人員。進行包括苗族歷史研究在內的苗學研究純粹是出于民族感情,與職稱晉升與科研經費無關!因而不會有心有能力有資格自以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因而要寫什么“另起爐灶”、“標新立異”、“宏偉遠大”等等的文章。當然由于孤陋寡聞,判定正誤力差等等,也可能事與愿違,寫出別人尤其是專家學者一看便可評定為“不著邊際”、“不可思義”、“假、大、空” 、“誑人日論” 、“天方夜譚”等等的文章來。這我接受批評,知錯則改!

我們的所謂苗族歷史研究的文章是綜合摘抄上層的各族苗學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資料及整理苗族心史資料!綜合摘抄中也有對有錯或全錯了的,因為這些資料本身有錯或我們理解錯而誤為正確的!

筆者在上述拙文《建議要下大力深化苗族歷史的研究》中還說:由于苗族古代沒有本族通用文字記載自已的活動及其思想的歷史(現補:這是苗族的最大最根本悲劇,導致寫苗族源頭史最難!),因而研究苗族歷史除了依據苗族口碑資料和不斷發現的考古史料外主要依據漢文史料和接受各族學者尤其是著名的漢族出身的史學家的研究觀點,而他們的觀點又往往不很統一(筆者現在按:這些漢族史學家記述苗族歷史也有對有錯,而我們的判斷水平有限因而也就有對有誤。我們苗胞,有的只讀到甲老師的書,有的則為乙老師,有的為丙老師)。這就造成了苗族出身的學者之間學術觀點的不太統一的主要原因。例如我一直認為梁啟超、徐旭生、范文瀾先生是正確記述苗族歷史的權威史學家!孫中山先生曾支持提倡沒有苗族在內的“五族共和”,而梁啟超先生早在之前就承認中華民族中有苗族在內的十幾個民族!因而也就把梁啟超、徐旭生先生提的“苗蠻”視為苗族的歷史源頭! 據《石文(一)》說,原來是梁啟超、徐旭生、范文瀾(南方的蠻族)有關“苗蠻”觀點是錯了!是我潘定發誤讀了!

為了讓大家了解我作為一位基層的苗學會會員寫出被《石文(一)》定為自以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因而要寫什么“另起爐灶”、“標新立異”、“宏偉遠大”等等的文章。當然由于我孤陋寡聞,判定正誤力極差等等,也就事與愿違,可能寫出別人尤其是專家學者一看便可評定為“不著邊際”、“不可思義”、“假、大、空” 、“誑人日論”、“天方夜譚”等等的上述關于苗族歷史框架的文章的思路。以便讓大家知道和更讓我知錯在哪里及讓其他基層同事不要再犯我類似錯誤。那就要讓大家費時來知道我寫苗族歷史框架的思路歷程吧!

我是一名非哲學社科專業的基層人員。只在上學時極表淺地學了一些哲學常識:人類對自身歷史的認識和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類思維的認識一樣也是有一個由現象到本質,由淺入深,由局部到全體,由不太正確甚至是錯誤的認識到比較正確再到基本正確的認識過程。而且認識還在不斷地深化著的。因而我們對苗族歷史的認識也還在不斷的深化中,認識才能不斷地接近苗族歷史的真實。因此在認識過程中開始有一些不正確或不太正確的認識是難免的。包括苗胞在內的人們開始對某些同一事或人的看法往往是有兩種以上的不同看法,這是十分正常的亊。不同的看法正是促使持不同觀點的人們進一步對該事或人進行深入研究的強勁動力。

筆者還認為:我們在書寫自己民族歷史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要崇尚歷史真實!要有嚴瑾的求實科學作風。但不要死守前人的認識水平,還要深化。自然,現在認識到什么程度就暫時寫到什么程度!不要把包括苗族歷史在內的中國歷史的上限說死!要留有時空。有些問題只能留待考古史料來充填,有錯處由它們來糾正。因為人們對事對人的認識還在不斷深化中。

筆者認為,要寫苗族的歷史框架,至少要解決以下問題。

(一).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到底在哪里

關于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從筆者有限的所見來看,目前大體有三種觀點。

1、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同時在兩大江流域

1985《苗族簡史》在(一)族源款中這樣陳述的說,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既是在長江中下游流域又是在黃河下游流域。

以后的絕大多數學者和志書報刊文章都按照《苗族簡史》的上述觀點記述。這樣,苗族的第一次大遷徏,只是北方的苗族先民遷入南方的苗族先民里。

潘按:的確,《苗族簡史》也是這樣說過:“都說蚩尤是九黎之君。他們借助優越的地理條件,不斷地辛勤開拓,使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一躍而成為雄居祖國東方的強大部落。”

2、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在黃河下游流域和東南部

有相當一部分苗學專家學者認為:苗族最早先民是北方人。是東夷人。先是在北方黃河下游流域發展而后被炎黃最后打敗后南下到長江中下游流域。筆者列舉了苗學專家伍新福先生的一文《東夷、南蠻與苗族》[3]為例子。但是伍先生也承認說:“苗族最早是源于北方,還是發自南方,中國史學界歷來有不同觀點。”石朝江先生有時講苗族最早先民在黃河、淮河和長江的入海口處,有時又講在東南部。這次石朝江先生在《石文(三)》中說:他同意伍新福教授在其《論評與考辯》(我未讀到伍教授此文) 中說的“是以九黎原本就生活于黃河下游和東部平原為據,認為九黎屬東夷集團,南下后的三苗則屬于南蠻范疇,即苗族先民是先屬于東夷,后歸入南蠻……”

筆者建議石朝江先生應把東南部的地理經緯度大致標出為最好!

石朝江先生在《石文(二)》中提出關于伏羲與太昊是否同一的問題認為:潘定發先生之所以比較固執,認定苗族的祖源故土在南方,是由南方的某支古猿人繁衍發展而來。這除了他誤讀相關大師的論述外,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認為伏羲與太昊不是同一的。太昊是北方人士,而伏羲是南方人士。

《石文(二)》:在我國學術界,確實存在著伏羲與太昊是不是同一的爭論。但根據我掌握的資料,不僅中國史籍記載伏羲與太昊同一的是主流,而且學人研究考證認為伏羲與太昊同一的也占主流。比如,郭沫若在《中國史稿》中說:“太嗥(太昊),號伏羲氏。據說:‘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會的事了……傳說太嗥是風姓,應同九夷中的風夷有更直接的關系。風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也說:“居住在東方的人統被稱為‘夷族’。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長。太嗥姓風,神話里說他人頭蛇身(一說龍身),可能是以蛇(或龍)為圖騰的一族。”

筆者潘認為:范文瀾先生在1964-9版《中國通史簡編》P89中說(大意):太嗥是東夷中一族的著名酋長。而伏羲卻是一個時代,也就是說,范文瀾先生并不同意歷來主張的伏羲=太嗥的觀點。

《石文(二)》接上說:雖然郭沫若、范文瀾的敘述帶有“華夷五方格局”的痕跡,但還是可以看出,郭沫若、范文瀾認為伏羲與太嗥是同一的,是居住在東方被稱為“夷族”或“夷人”的祖先,而不是純粹的華夏族的祖先。他們所說的“東方夷人”、“東方夷族”,都是指向7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部族”,而不是指夏商周時期的“東夷”。夏商周時期的“東夷”是沒有太嗥的著名酋長的。

《石文(二)》接上說:我是贊成伏羲與太嗥同一的,在我的著作中,就直接表述為伏羲太昊(嗥),并認為伏羲太昊時代是苗民的啟蒙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發軔時代。學術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并不要求潘定發先生也贊同伏羲與太昊同一,而是說他以此來認定苗族的祖源故土在南方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他不應該指責“為什么一些史學家(包括部分苗學專家) 仍相信伏羲等于太昊的錯誤觀點呢?”并指名道姓說:“目前,有許多史學家和伍新福的觀點一樣,認為:伏羲等于太昊。即認為二者是同一個人或同一族群名,為今山東一帶人士。” 并質問道:“伏羲真的等于太昊嗎?” 他講了一通伏羲不等于太昊的理由(文字長不再引)。在我看來,這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建議讀者不仿也把潘先生的《苗族歷史源頭研究回顧》找來讀一讀。

筆者潘認為:限于篇愊我只列在2010-11寫《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如下說:為何有人把伏羲氏的原始居地本在南方而誤說成是在黃河流域如是山東某地或河北某地去呢? 筆者初步認為:一是苗蠻族團中的一部分人比神農族團、炎帝族團和黃帝族團最早進入中原,是苗蠻族團人把關于伏羲和伏羲妹或者伏羲和女媧的故事流傳到后來和蚩尤九黎族團有交往的炎帝、神農和黃帝三族團和東夷、其他氏族和部落中去有關;二是正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自從漢代劉歆用比附《左傳》與《周易。系辭》的辦法把伏羲與太昊(筆者潘按:太昊屬于東夷集團)說成是一人(見上述徐氏的書《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65頁);陳連開先生在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書的第79頁上也說:“先秦文獻,伏羲與太昊完全是不相關的神或人,《世經》(劉歆著)始將二者合為一位,作為始以‘木德王’有天下而列于三皇之首。故后世考伏羲地理,多依太昊遺裔分布與關于太昊活動范圍而推論伏羲的神話源于山東泰山以北以西今豫東魯西北地區。”現在有許多苗學專家仍持伏羲=太昊的錯誤觀點和神農=炎帝的錯誤看法(劉歆始為),導致了許多關于苗族歷史的誤讀。

筆者潘認為:作為一名兩手空空的基層的苗學會會員,如果大家駁倒徐旭生和陳連開兩先生的觀點并都同意了伏羲=太嗥的觀點。我還有什么不同意的呢?跟著真理即真實走就是!

按理:《石文(二)》應先去或只去問徐旭生和陳連開兩位:是否真的是先秦文獻,伏羲與太昊完全是不相關的神或人,《世經》(劉歆著)始將二者合為一位……上層的苗學專家反過來質問基層人員,就不怕別人笑話嗎?除非是潘定發摘抄徐陳二先生的原文錯了或無依據的編造!

3、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在長江中下游流域

中國有部分著名史學家卻是這樣記述著苗族的源頭是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

(1)我看到徐旭生[4]、范文瀾[5]關于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觀點(徐稱為“苗蠻集團”,范為“南方的蠻族”)以后又看到梁啟超的“苗蠻族”或“苗蠻組”。這些觀點先講在1985年10月出版的《苗族簡史》之前,我自然會傻問:《苗族簡史》當年為何不采納梁徐范等幾位著名史學家的觀點呢?是不相信三位的觀點?只好采取住在兩大江流域的折中辦法? 我這傻問真如《石文(一)》所說我是在批評和指責《苗族簡史》了嗎? 請放心!我不會批評和指責《苗族簡史》的!也許他們早就問過梁徐范!

(2).因為筆者又看到了三位苗族出身的專家學者和其他民族出身的專家學者和某些考古史料也持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觀點呀:

(a)、20世紀50年代苗學先驅梁聚五先生在其著《苗族發展史》第二篇第二節引用了中國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舊版本上的說法[6]。并贊同范文瀾先生關于苗族的最早居地是住在南方即長江中下游流域,然后才有一部分九黎人北進到黃河流域發展之觀點的(詳見原拙文)。

 (b)、參加編寫1985年版10版《苗族簡史》的苗學專家李廷貴先生于1996年10月在其與他人合著的《苗族歷史與文化》的《敘論》中說:“苗族的發祥地是長江中下游,對初步開發長江流域起過很大的作用。上古之世,苗族曾四向發展,到達黃河下游與東海之濱。”(p1)也參加編寫1985年版10版《苗族簡史》的苗學專家周光大先生在上述《苗族歷史與文化》第一章也說:“許多歷史事實表明,九黎是南方最早最大的部落聯盟”(p18)“蚩尤是九黎部落聯盟的首領。”(p18)“‘九黎’是我國古代傳說中的三大部落聯盟集團之一。”(p18)周先生又說:“長江中游一帶應是苗族最早的原始居地。”(p441)筆者認為這本書是同意了梁啟超、范文瀾、徐旭生等史學家的觀點的。

   (c)、2007年冬吳榮臻總主編在《苗族通史》第一冊的導論部分在論及苗族多元一體論中說[7]:歷史上龐大的苗蠻集團,絕不是由某一對公公婆婆生的兒女或由某一個氏族發展而成的,而是主要由長江流域格聚的若干塊地方和若干個氏族部落經幾萬年乃至幾十萬年長期生活,勞動,相互往來,逐漸融合而成的。吳先生又在上述第一冊第109頁上還說:在我國南方舊石器時代發展形成的晚期智人,應是祖祖輩輩生活在我國南方各民族的共同祖先,當然包括發祥并祖祖輩輩生活在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的原居民---苗蠻集團的直系祖先(這是王朝文老省長等領導審閱過的書)。

(d)、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葉舒憲[8]等人撰著的《山海經的文化尋蹤》(上、下冊;2004.4.版)一書中有一小標題寫為“蚩尤不出于東方而原住南方”。接著葉氏等人說:與黃帝對抗的是南方的蚩尤。這一“南北沖突”是上古史一大事件。古代文獻里,蚩尤一直被認為是南部中國、九黎-三苗集團的祖先。疑古學派興起后,漸漸認定蚩尤屬于東方集團,而否定古籍上很可靠的“南方說”。

(e)、在湖南省新化縣與安化縣接壤的大熊山東南麓(屬于冷水江市地域),有“蚩尤屋場”。它記錄在一塊墓碑上。碑立于1927年冬。碑文共400余字,記載此地是蚩尤的出生地。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于2006年9月30日作出了《關于同意命名湖南冷水江市為“中國蚩尤文化保護基地”的決定》[9]。筆者潘認為:即便蚩尤不在此地而是在北方出生,也說明了蚩尤是南方籍人氏。有人立碑在1927年這個年代的社會氛圍本身就說明了蚩尤的祖籍確實是在南方的問題。

(f)、2012-09-06 在中國民族宗教網上刋發《張家口逐鹿三祖文化、合符文化》一文中說:······回顧中華文明初創,炎黃部落處黃河流域,代表大漢族文化,而蚩尤居南方,代表九黎、苗族等少數民族文化,5000年前,戰爭的性質是部落間融合,而非國家性質。事實上,中國多數的史學家都把九黎人以及出身于此族團的蚩尤確定為南方人即長江中下游流域的人氏。     

(j)、河姆渡遺址考古隊等有關単位經研究認為蚩尤為南方人士。理由主要有:根據現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資料,上古鳥紋,所見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遺址。河姆渡文化距今有7000多年歷史,遺址中出土日鳥合璧的文物和稻谷遺物及其先于北方 等,再結合甲骨文有這么一個象形字;“■”上面二只角,一只眼在中,下面是人操干戈的形狀。篾字在甲骨文字中有從禾。《廣韻》引莊子言:“篾”是稻名。 而稻作起源于河姆渡文化。給“篾”添禾,也證蚩尤來自江南。山東曲阜附近,春秋時期還有“故篾”的地名,是后人紀念蚩尤的,是他把稻作文化、鳥文化帶到中原。黃帝和蚩尤的爭斗,使長江和黃河之間各個水系的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對后來影響深遠,促使長江、黃河逐漸形成一種精神的共同趨向。
  (k)、蔣南華先生在為石朝江先生的《中國苗學》作序中也說: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苗族先民即在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種水稻……(他未提在兩江)。

目前我是同意并持長江中下游流域觀點的。苗族的先祖在一萬多年前就作為中國人最早培育了水稻。因此才被史學界說苗族是最早培育水稻的典型農耕民族。近些年考古發現100多萬年前浙江一帶就有古人類活動(潘按:當然還有別的南方少數民族先民)。

(l)、石朝江先生有時也同意類似范文瀾先生的觀點:例如他于2008-11在其名著《苗學通論》p143倒數13行上說:苗族祖先至少在1萬年前.即生活在中國揚子江(即長江) 、淮河流游的廣闊地區了。又如在p212順數11行上說:…..而蚩尤是占椐以江淮地區為主的九黎部落集團大酋長……接著在該頁的倒數10至7行征引了范文瀾先生的那段關于苗族的最早居地是住在南方即長江中下游流域,然后才有一部分九黎人北進到黃河流域發展之觀點的。石朝江先生于2015-7在其又一名著《苗學通論續論》P14第4行至5行也講類似梁聚五先生征引范文瀾先生的那段話。在P9上列有小標題: “苗族先民最早進入稻作生產時代”這可是1萬年前啊!另外賈湖文化的上限也是9000年。為何石朝江先生卻把苗族的歷史上限只定在7000年內呢?是怕別人罵“宏偉”而自謙地取“渺小”一點的數字嗎?

《石文(三)》又說:我們特別注意到,潘定發先生在 “九黎人后來分多批進入中原”和“很大一部分分批北進中原”的后面都打了省略號,到底是怎樣分多批進入中原和很大一部分分批北進中原的,潘先生卻沒有說(潘按:是的,應該猜測是分多批進入中原而無法確知次數,正如苗人進入黔東南也是分多批從數條路線進入的而不是同一批同一條路線進入的一樣!打省略號表示到中原后又與炎黃斗打敗仗又返回長江故地) 。

《石文(三)》又說:總之,《苗族簡史》、《中國苗族通史》等,都不認為九黎是從南方北進中原的。苗族的“焚巾曲”、“指路歌”是操度其亡靈回東方與祖先團聚,而不是操度亡靈回南方與祖先團聚……我認為,潘先生僅根據“范文瀾早已明確:九黎是出自南方的蠻族即梁啟超和徐旭生等所說的住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苗蠻集團,而后有很大一部分分批北進中原”,這是缺乏依據的(潘按:我只照范先生的講,要問依據,只能由當年寫《苗族簡史》的同志去問范先生:您寫苗族先民由南到北依據何在?1985年那時范還在呀)。并且潘先生進一步認為,苗族最早的主干源頭是南方某支古猿,然后依次是苗蠻集團、燧人氏、伏羲氏、蚩尤九黎、三苗。我認為,潘先生給出的這一苗族發展路線圖,是不可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也很難經得住中國史學界的檢驗。

潘按:我寫苗族的歷史框架思路的確是按手頭有限的有關史料來寫的,致于別人甚至是苗學史學界又甚至是中國史學界是否認可那是別人的權利!作為一個基層的苗學會會員,我只能按手頭有的資枓來寫。為何如上寫,待后到寫苗族的歷史框架表達式再述。

我如果知道自已錯了時我是一定要攺正,跟著真理即苗族的歷史源頭的真實走的就是!

(二).苗蠻稱謂的歷史年代。

.筆者原認為:苗蠻,這是梁啟超、徐旭生等史學家經常用的名稱,也是符合苗族先民處于南方時發展稻作農業的名稱,只是范文瀾先生稱為“南方的蠻族”;有個別史家又將苗蠻稱為古南蠻或古三苗。因蚩尤被殺后由蚩尤九黎后裔建有三苗國,三苗國最后被禹擊敗之后又有史稱的南蠻。前后間極易混淆,故筆者主張前者的古三苗和古南蠻均不宜再用,只宜取苗蠻族團,苗胞應來個約定俗成。意思是說,由大家來審定。

《石文(一)》說: “南蠻”即“苗蠻集團”是夏商周時才出現的稱謂,夏商周時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統稱為“南蠻”,“南蠻”還包括有其他族群,但“南蠻”以苗民為主,所以又被稱為“苗蠻”。“南蠻”中的苗民主要居住在荊州一帶,所以又被稱為“荊”、“荊蠻”或“荊楚”。顯然,用“荊蠻”比“南蠻”或“苗蠻”更為合適。

現今看來,原來是徐旭生先生和我等人對“苗蠻集團”的歷史時代的看法是錯誤了的或是我誤解了徐旭生先生的本義。作為一個基層的苗學會會員,沒有心沒有力搞什么“另起爐灶”和“標新立異”的事!以后就照《石文(一)》說的去認識吧。我跟著正確者走!

(三).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是否止于蚩尤九黎

1、目前絕大多數人認為: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是止于蚩尤九黎時代:“九黎、三苗、荊蠻與苗族一脈相承”和“九黎、三苗、荊蠻、武陵蠻、五溪蠻與苗族一脈相承”。這表明,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是止于蚩尤九黎。

2、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是止于東蒙時代。筆者看見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著名的苗學專家石朝江先生在凱里召開的2012“中國貴州凱里苗族文化論壇”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重要論文《重建苗族古史研究--兼論在苗疆腹地建立伏羲女媧陵園》。石先生在論文中認為:《三皇本紀》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說:“女媧亦木德王”。因而我認為石先生是根據大量漢文史籍和伏羲女媧源自苗族之創世神話和中國上古史有三皇之首為伏羲而提出此觀點的。石朝江先生后來改用“東蒙”加在九黎之前。因石朝江先生認為:東蒙=伏羲=太昊。

《石文(一)》作者此新舉是否也算在搞什么“另起爐灶”和“標新立異”呢?是否也算石先生認為《苗族簡史》和很多有關苗族歷史及族源的書籍、史志書和苗學文章引用了這一概述也是錯誤了的呢?他們都無“東蒙”呀!

3、筆者于2010年冬在貴州省苗學會寫拙文《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時認為:根據中國上古史有三皇之說的若干種組合而選自已認為比較科學的組合應為燧人氏、伏羲氏和神農氏。

《石文(一)》又說又問:“燧人氏”不可考; “燧人氏”又是什么時候什么年代?“燧人氏”與苗族有關系嗎?“火耐氏”即是“燧人氏”,這有什么根據?符合歷史真實嗎?學術界認可嗎?

筆者在《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中如下寫道:

(1).關于燧人氏:我國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1964年8月重版《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的第83頁上說:中國古代“有所謂‘鉆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時代”。《帝國世紀》云:“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史記·補三皇本紀》曰:“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仰則觀象于天……”;《韓非子·五蠹》記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史料太多,舉不勝舉)。

偉人恩格斯在其著《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8月版)的第202頁上指出:“摩擦生熱,在實踐上是史前的人就已經知道的了,他們也許在十萬年前就發現了摩擦取火,而且他們在更早以前就用摩擦來使凍冷了的肢體溫暖”。火給人類帶來了易消化促汲收棄腥臊的“熟食”,而且給冬天和冷天帶來溫暖以及在黑夜帶來如太陽一樣的光明。因此,在中國民間中就有人便尊稱發明火的人或氏族尊稱為“天皇”。天者,太陽也。考古發現各地古人用自生火的遺跡太多了! “燧人氏”不可考嗎?

現在也可加一些史料(不按時序排):

1.《尸子》云::“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2.《拾遺記》云:“遂明國有大樹名遂,屈盤萬頃。后有圣人,游至其國,有鳥啄樹,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鉆火,號燧人氏。”

3.《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近水則食魚鱉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鉆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悅,號日燧人。”

4.《三墳》云:“燧人氏教人炮食,鉆木取火,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

5.《漢書》亦有燧人氏“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的記載。

7.《太平禦覽》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遺記》:“申彌國去都萬里。有燧明國,不識四時晝夜。其人不死,厭世則升天。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雲霧出於中間。摺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變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號鳥],以口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同書卷七八引《禮古文嘉》雲:“燧人始鑽木取火……遂天之意,故爲燧人。”又有“燧人氏夏取棗杏之火”的傳說(見《藝文類聚》卷八七引《九州論》)。今河南商丘流傳有“燧人擊石取火”的活神話。

8.清末著名學者尚秉和先生說:“火自無而有者也,其發明至為難能。燧皇感森林自焚,知木實藏火,不知幾經攻治,幾經試驗,始鉆木得之。其功又進于有巢,而即以是為帝號,可見當時之詫為神圣,而利賴之深矣。”又說: “或謂火化而食始于庖羲,故以為號,豈知燧人既發明出火,其智慧豈尚不知炮食?況炮者裹肉而燒之,燎其毛使熟耳。在熟食中,燧人氏不僅發明了人工取火,而且最早教人熟食。尚先生在《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中還說:“由今追想未有火之先,凡肉皆生食,其有害于人而夭折者,不知凡幾,且不知味。及得熟食,肉之腥臊者忽馨香矣,草木實之淡泊寡味者忽甘腴脆關矣,水之冰者可燠飲,居之寒者可取溫矣。至黑夜燔柴以御虎豹,猶后也。當夫登臺傳教,廣播為用之時,萬民之感為至粗之法。燧人去伏羲近,伏羲益發達美備耳。其創于燧人,無疑也。”尚秉和先生認為,戴慶幸為何如,真驚天動地之偉業矣。既有火則可冶金作刃及他器用。未有火之先,凡器皆以石為之,今所謂石器時代也。”
 9.在商丘市城西南2公里處有燧皇陵,相傳就是燧人氏的葬地,其冢高約7米,周圍松柏環繞。冢前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的手書碑刻及后世刻的石像生,是人們為紀念燧人氏而立的。
10.著名史學家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中說:“人工取火的發明,對于遠古人類的生活無疑起了極為重大的作用,引起后人極大的重視……這樣的傳說固然夾雜著后代的生活內容,蒙上了神秘的外衣,但它依然反映著樸素的遠古人類生活的史實背景。”

11.趙樸初先生曾作詩道:“燧人取火非常業,世界從此日日新。”

12.恩格斯又說:“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后與動物界分開。”是的,人工取火的發明結束了人類茹毛飲血的時代,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所以,燧人氏一直受到人們的敬重和崇拜,并尊他為三皇之首,奉為“火祖”。

《石文(一)》又問: “燧人氏”與苗族有關系嗎?“火耐氏”即是“燧人氏”,這有什么根據?符合歷史真實嗎?學術界認可嗎?

筆者在《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中如下寫道:

筆者認為苗族古歌有相當于燧人氏的火耐氏。筆者看到:1979年6月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漢族學者田兵編選的黔東南州《苗族古歌·開天辟地》里也記述在姜央(多數苗族稱伏羲)之前還有一位十分可尊的火耐公。古歌中作了如下的極簡要描述:“火耐老公公,心靈手又巧,用石互相敲,迸出紅火苗,人人打鍋灶,菜飯才過煮,得肉才過燒,吃的噴噴香,大家咪咪笑。”。老苗學專家賀國鑒先生在撰寫1985年10月出版的《苗族簡史·原始社會及其解體·氏族和部落》之第18頁上(注3)就征引過黔東南《苗族古歌》里的這個火耐老公公的業績。可見,黔東南苗族講的火耐公公時代就相當于中國史稱的燧人氏時代。筆者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這是最漫長的時代。可以猜側包括早、中、晚期。

《石文(一)》最后問:學術界認可嗎?筆者認為:我是依據上述資料而寫的。至于別人甚至學術界認可否那是別人的權利。例如世界級的人類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已病逝)和曲辰等也不認可蚩尤是苗族人民的文明先祖啊!

(2)關于伏羲氏: 我在《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中如下寫道:

上面已征引過的兩條信息即《帝國世紀》云: “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和《史記?補三皇本紀》曰:“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仰則觀象于天……”說明:在燧人氏時代之后有伏羲氏時代。

伏羲氏是代表中國的一個比較漫長的歷史時代。范文瀾先生在1964年8月版《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的第83頁上就說:“‘易系辭傳’有所謂‘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的伏羲氏時代”。大量的漢文古籍史料顯現出這個時代的特征:中國古代人群在物質生產方面已經從原先的采取游蕩尋找食物活動進入了從事漁獵和畜牧業生產的謀生發展方式;在人類自身繁衍方面已開始由原始群的雜亂婚姻形態開始進入有序狀態。在遠古的時候,在苗族先民中流傳的先祖伏羲兄妹(黔東南多數苗族稱姜央兄妹)在一場滅絕人類的大洪災之后幸存,不得不成婚育子繁衍人煙的故事傳說也是對遠古母系氏族婚姻的一種反映。對這一歷史時代,《尚書大傳》云:“伏羲以人事紀,故托羲皇于人。”后來人們因而尊稱伏羲氏為“人皇”。

著名史學家徐旭生、聞一多、侯哲安、陳連開等等都持關于伏羲的遠古傳說,最先是從中國南方的苗族先民中流傳,然后向北方和四周傳播的觀點。主要依據有:

a、《山海經?海內經》載:“南方……有人曰苗民……名為延維”聞一多先生在其著《伏羲考》中認為延維即是伏羲,是南方苗民之神,是南方苗蠻族團的祖先神;并收集到近50則西南少數民族關于伏羲女媧在洪水過后兄妹婚配再造人類的故事……

b、漢族學者侯哲安先生在《中國南方古代傳說人物考》中說:“伏羲、女媧都是傳說人物,甲骨文金文沒有記載。直到戰國時期著作中才把這一傳說人物記錄下來,(筆者按:即直到戰國中葉以后才有人把在楚國的苗族民間中自古以來就一直流傳著的關于伏羲女媧的故事用漢文記錄下來。這就是與楚國有交往的莊周才第一個把伏羲簡記在《莊子》一書中)。而苗族、瑤族則一直流傳著他們的故事。這種傳說不是沒有根據的……江漢流域和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流傳的洪水故事,以苗族、瑤族為最普遍。”

c、漢族學者田兵先生在其編選的黔東南《苗族古歌。前言》中說:“關于兄妹結婚的故事。在黔東南聚居區,兄妹結婚的主人公是姜央和姜央妹,也有的說是姜央的孩子葫蘆兄妹;但云南汶山一帶,流傳的又是伏羲和伏羲妹或者伏羲和女媧……漢族中流傳的伏羲和女媧,有的說是古帝,有的說是兄妹,有的說是夫妻。關系不很清楚。苗族中流傳的卻很清楚,那就是先是兄妹后是夫妻。因之,從這個故事梗概看來,好像比漢族中形成文字的故事要早,那就是說故事的流傳要早于楚國時代。好像在遠古時期……”(第3頁)“苗族傳說姜央和姜央妹或者葫蘆兄妹相兩相芒,或者說伏羲和伏羲妹是其祖先。”(第7頁)。為什么黔東南有些苗民稱為伏羲而有不少苗民卻稱為姜央呢?有人認為稱為姜央者,可能是黔東南這支苗族在輾轉遷徙中對人名口傳有誤或因人名隱諱、避免別人追殺之類等原因。其實姜央原本就是伏羲,或者都是同時代同一個族群的頭領人物。因黔東南苗族中也有稱姜央式人物為伏羲的。正如漢文古籍中伏羲又稱慮戲、宓羲、炮犧等同名異寫或同一人有幾種異稱呼一樣;楊昌國、胡曉東在《試論苗族遠祖傳說對“盤古”神話的影響》中也說:苗族古歌中的傳說祖先姜央,無疑義地也就是伏羲。(見潘定智等編,由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的《貴州神話史詩論文集》P136-143)。苗族先民還都說,姜央時代是遠在炎黃蚩尤時代之前。

d、在操苗語湘西方言區,西部(含云南)方言區的苗族也多稱為伏羲兄妹。清初陸次云在《峒溪纖志》中載:“苗人臘祭曰報草,祭用巫,設伏羲女媧位。”。1936年受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指派,凌純聲、芮逸夫二位到湘西作苗族社會調查三個多月,后寫了《苗族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芮逸夫說:“現代的人類學者實地考察,才得到這是苗族傳說。據此,苗族全出于伏羲與女媧。他們本為兄妹,遭遇洪水,人煙斷絕,僅此二人存。他們配為夫婦,綿延人類。”

(3) 關于神農氏:筆者認為神農和炎帝、黃帝與蚩尤幾乎是同一代(從略)。

(4).關于某支古猿人, 筆者在2010冬寫《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中曾寫道:從大量的考古史料顯示,早在400萬至300萬年前,在中華大地上就有古猿人即自立人的活動。歷經過自立人(古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和晚期智人(新人)階段。但起源是多源的。不是只由一對雌雄古猿人繁衍發展起來的…..。但當時未見江浙一帶有古猿人活動的報道。因此那時拙文尚未列入燧人氏之前。

2014年9月在貴大召開成立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苗學研究專業委員會暨首次學術年會的論文集刊發了拙文亦即2017-9公開發表的《苗族歷史源頭研究回顧》(載納日碧力戈、張曉主編的《苗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因在2010冬至2014年7月間我看到了考古發現,100余萬年前浙江就有古人類活動的痕跡。我又看見網上有信息:有人研究說北京古猿人正是苗族的最早先民。因而認為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是止于南方某支古猿人。

于是我產生了:苗族先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如西方人講是上帝造的。這個思路錯了嗎?這涉及到“宏偉”和“渺小”的嗎?

(四)苗族形成于何時代

為了進一步闡明清楚苗族的歷史框架,關鍵的又是苗族形成于何時代的問題, 因為要確定苗族歷史框架的下限。

1、有多種說法。但都說苗族是在“三苗”時代之后形成的。事實是,在“三苗”時代之后苗族全體先民就再也沒有連成一片共同地域的歷史機遇了!沒有了共同地域,一個族群的人們共同體怎么會產生出一個共同認可的有共同心理素質等的民族來呢?

     2、1996年10月參加編寫1985年版10版《苗族簡史》的苗學專家周光大在他參與主編的《苗族歷史與文化》一書中一處說:古老的苗民族和三苗國已具有民族和國家的芻型(p29),苗族在“三苗”后期形成之時(p430),恰適連續數次被華夏民族集團戰敗,苗蠻民族集團便發生了分化、改組·····另一處又說:“三苗”是苗族最早形成的芻型(p441)。

3、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筆者經過研究認為,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理由詳見刊于《黔東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第51頁上的拙作《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的初步探討》。在互不相知的情況下,吳榮臻總主編《苗族通史》在第一冊也詳細地闡明了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的問題。這書是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由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11月出版發行的(王朝文老省長等領導也審閱過該書啊)!

事實上,2004年初筆者看到著名的苗學專家伍新福先生早于1999年就在其著《中國苗族通史》(上冊)(p9)的緒論部分中就提出了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他先說:“本書作者認為,苗族應是在作為一個共同體被分化瓦解之前初步形成起來的。具體說是在三苗時代。”只是十分遺憾的是,伍先生在后來就逐步放棄此觀點。次說(p31):“可能正是在三苗時期,苗族作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已初步形成”;再次肯定地說(p87):“苗族和瑤族大概自兩漢后即開始分離,唐宋后則明顯地形成了兩個單一的民族。”同一本書同一位作者的觀點為何如此變化?!

我在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苗學研究專業委員會2018年11月學術年會上又曾寫過一篇拙文《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的再探討》,感興趣者自找論文集看!敬請批評指正!

筆者認為,九黎、三苗、荊蠻與苗族一脈相承”和“九黎、三苗、荊蠻、武陵蠻、五溪蠻與苗族一脈相承”就分別表明:苗族形成于荊蠻和五溪蠻時代!

筆者在前面講過,上述3種表達式的區別:1.苗族的最早主干源頭分別在“九黎”、“東蒙”和“某支古猿人”時代.2.苗族形成時代分別于荊蠻或五溪蠻(前2種)和三苗的中晚期。其余“九黎、三苗”相同。第3種沒有全部否定前2種的觀點。

筆者認為,苗族的形成的時代只能是在這三大支(即東中西三大方言區)首批苗民(被“竄三苗于三危”之苗民)分開之前的三苗時代的中晚期。因為自禹擊敗三苗后苗族人民就再也沒有連成一片共同地域的歷史機遇了!筆者自然認為:第3種才比較合理。

難道這一觀點就是對《苗族簡史》等等奠基性苗學研究巨著的全盤指責和全盤否定了嗎?

《石文(三)》認為:不要去研究苗族具體形成于何時,還是沿襲《苗族簡史》追溯苗族的“族屬淵源”為好,實際也是主張苗族形成分別于荊蠻時代或五溪蠻時代為好。

《石文(三)》認為:否則將苗族定位形成于三苗時代,說蚩尤是苗族的祖先(筆者按:現在國家都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實際也把炎黃列為人文始祖即文明始祖了,難道就不可把蚩尤也列為人文始祖即文明始祖嗎?!)也難以自圓其說,而且與國內民族人類學研究也銜接不起來。比如,王桐齡在《中國民族史》中說:“若照歷史上觀察,中國之民族,除了漢滿蒙回藏以外,還有一位長兄,即是苗族。”魯迅在《準風月談·踢》中說:“苗族大敗以后,都往山里跑,這是我們的先帝軒轅氏趕他們的。”林恵祥在其著的《中國民族史》中也說:“中國史上所記漢族與異族第一次之戰爭即黃帝與蚩尤涿鹿之戰,黃帝為漢族之領袖,蚩尤為九黎即苗族之酋長。”(潘按:黃帝為漢族之領袖, 蚩尤也應為九黎即苗族之領袖,酋長也是別人安的,司馬遷還認為蚩尤是暴君呢!,而苗民只知稱為尤公,是民族英雄呢!)薩維納在他出版的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中說:“他們(苗族)在華夏諸族的祖先的前面就來到了中國,他們的歷史應該比漢人的史書記載還要古老。”如果潘定發先生把苗族定位形成于三苗時代,又怎么理解魯迅、王桐齡、薩維納等的研究與評說呢?這于民族來說又有何意義或好處(筆者按:這些大師和學者當年就已稱炎黃為文明始祖了嗎?好處我真不知道何在?) 。

我只認為:確定苗族形成于何時代是有非常重要意義的!至少有:

1.首先在苗族形成于某時代之前只宜稱苗族先民,而之后就可直稱苗族人民啦!我們苗族內部應有這個意識,不要概念不清。

至于對族外人可不必要求別人同意此觀點!20世紀50年代漢族同胞就基本認可漢族形成于秦漢時代啊!老大哥早就搞了,難道少數民族就不應當研究本族形成的時代?!關鍵是否達到馬恩列斯和中共給予民族形成所具備的基本條件。

資深苗學專家伍新福先生于1999年就在其著《中國苗族通史》(上冊)中談過這個問題。不少專家學者更早就談過這個問題。

2.筆者認為:不弄請這個問題,苗族歷史框架的下限就不好寫啊!

3.筆者在《試淡苗族的歷史框架》中還說:近年來,聽說有些外國人想肢解苗族,因而說什么某部分苗民不是苗族或不應稱為苗族,是外人強加給苗族這個人們共同體的(現補按:詳見某位苗學專家撰:《解構苗族的東方學文本——評雅克﹒勒莫瓦納博士的<講述真理>》一文中)。國內也有人在今天還在生造出某地苗民現今還是部落(筆者按: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氏族→部落→部落聯盟→民族),也許他們只是在無意中變相鼓勵這些苗民要組成新的民族。可不是嗎?

我在2009-10州苗學會在雷山縣城召開全州苗學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就寫了一拙文《今日黔東南還有部落社會嗎?》大意摘要如下:近十年來貴州省內多家宣傳謀體爭先恐后地宣傳岜沙苗寨的苗民是“中國苗族的最后一個槍手部落”、“中國最后一個槍手部落”、“世界的最后一個槍手部落”。這種宣傳真的是符合事實的嗎?否! 這是因為:

(1)、黔東南的包括苗族在內的各族人民都是在1949年冬和1950年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后在中共各級黨委和各級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當家作主。歷經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后開始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新中國建立已有60多個年頭,難道岜沙村的苗民至今還過著馬克思、恩格斯定義中那種遠古的部落社會生活嗎?難道共產黨的富民政策尤其是民族政策在離從江縣城只有7.5公里的岜沙苗寨沒有得到認真的落實?

這個村落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沒有設置有中共黨支部書記和農村基層行政組織村委會的村長? 60多年來該村全是由部落的酋長或氏族長來管理公共村務嗎?

(2)、偉人馬、恩、列、斯指出:民族最初是由部落發展而成的,各部落結成聯盟是由部落形成民族的第一步。眾多的史學家認為,許多民族是在原始社會的末期,進入階級社會的時期就形成了。苗族是由中華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苗蠻族團衍變而來的。歷經燧人氏(黔東南州苗族稱為火耐公氏)氏族部落初步形成時代→伏羲氏(黔東南州多數苗族稱為姜央)的部落、部落聯盟初步形成的時代→蚩尤九黎部落聯盟時代→三苗部落聯盟(苗族在此時代的中晚期形成)時代,苗族操苗語三大方言以大分散小聚居狀態分布在中華大地上……根據我國基本沿用斯大林關于民族形成要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來分析現今中國苗族人民分居三大方言區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況以及《史記》等漢文史籍和苗族口碑資料,就可得出: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詳見拙作《苗族形成于三苗時代的初步探討》,《黔東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笫51頁)

(3)、如果岜沙村寨的社會至今還是部落社會,那么這個村寨的居民下一步跟什么部落聯盟,又進而形成什么新的民族呢?  

(4)、既然該村已被稱為岜沙苗寨即該村的村民已是苗族人民了,怎么又叫部落呢?這不是使用自相矛盾的概念嗎? 你們稱之為部落的依據和標準各是什么?

僅基于以上4點,筆者認為,即便是出于好心,出于通過這種瞎稱呼來想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和科學考察者的眼球,也不應該在今天還將岜沙苗民稱之為“中國最后的槍手部落”。更不能胡亂創新呼叫“岜沙——最后的槍族部落”。

對包括岜沙苗民在內的黔東南苗族之歷史與文化的宣傳必須要概念清楚! 必須要尊重歷史事實!否則就會傷害黔東南苗族人民的感情,因為這種只有古代才有的部落社會的宣傳無異于把當今這些苗族人民作為人們欣賞的古董玩物;這種宣傳在無意或有意中更是否定了50多年來中央、貴州省、黔東南州、從江縣和丙妹鎮各級黨組織和各級人民政府領導黔東南包括岜沙苗族人民在內的各族人民早已走上了社會主義光輝大道的歷史性貢獻和輝煌業績!

據說,楊培德先生早于我就寫過這類文章(我未見)。

4.在21世紀初在黔東南州內有許多人大力宣傳榕江縣是侗苗文化的祖源地或發祥地等等。有人類就有文化伴生……因此,研究苗族形成時代就會促進苗族源頭的研究啊!當年我也曾撰文批駁之。總之,這些都足以說明研究苗族形成于何時代是十分有意義的。

(五)苗族歷史框架的示意表達式

關于苗族歷史框架之示意表達式,就筆者的有限所知,目前主要有三種:

1、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的專家學者都是這樣陳述的:“九黎、三苗、荊蠻與苗族一脈相承”和“九黎、三苗、荊蠻、武陵蠻、五溪蠻與苗族一脈相承”等。

2.石朝江先生把苗族歷史框架的表達式記述由上述的攺寫成新的表達式:東蒙(=伏羲=太昊)、九黎、三苗、荊蠻、武陵蠻、五溪蠻與苗族一脈相承’等。石朝江先生大概也是根據中國上古史有三皇之說的若干種組合中而選中伏羲、女媧、神農組合將伏羲定為三皇之首。[筆者潘卻認為伏羲和女媧實是同一代因而此組合只有兩皇即伏羲和神農而非三皇啊。而科學的組合應為燧人氏、伏羲氏和神農氏] 。

如果石朝江先生也取燧人氏為三皇之首,那就和筆者一樣啦!資深的苗學專家石朝江先生把苗族的歷史框架攺寫成新的表達式表明:人們對苗族歷史框架的認識也是在不斷地深化[對《苗族簡史》和《中國苗族通史》的深化。因1985年的《苗族簡史》和1999年《中國苗族通史》無東蒙呀]中。難道這也是石朝江先生在“另起爐灶”和“標新立異”?石朝江先生加上東蒙(=伏羲=太昊),別人難道就不可以評說:在石朝江先生看來,《苗族簡史》陳述的“九黎、三苗、南蠻、荊蠻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是錯誤了的呢?別人難道就不可以評說:在石朝江先生看來,很多有關苗族歷史及族源的書籍、史志書和苗學文章引用了這一概述也是錯誤了的呢?。

《石文(一)》說:我真不知道潘定發先生提出的所謂苗族“歷史框架”有何意義?那么只有石朝江先生才有權在對《苗族簡史》和《中國苗族通史》等等的苗族“歷史框架”進行深化才有意義。而唯獨潘定發先生提出的新的苗族“歷史框架”就毫無意義了! 這公平嗎?

3、筆者在2010年11月貴州省苗學會年會上發表了《試淡苗族的歷史框架》一文,提出了示意表達式。經過這幾年的思考,2014-9基本形成的粗線條表達式為 :某支古猿人……苗蠻族團 […… 燧人氏 ( 黔東南苗族稱為火 耐 氏)→ 伏羲氏(黔東南多數苗族稱為姜央氏)]→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時代中晚期形成),苗族操苗語三大方言分布在中華大地上,還有近300萬人遷居外國(筆者按:其中的火耐氏和姜央氏只列了中部方言區的;另兩個大方言區也許或無或另有相應時代的稱謂,請相應補充!)。

《石文(一)》批評說:潘定發先生可能有些孤陋寡聞,他簡單地從“苗蠻”源頭論的觀點出發,認為《苗族簡史》以及伍新福的著作對苗族史的闡述是有錯誤的……

《石文(一)》這一批評,實際上在無意中起到了讓凡同意《苗族簡史》觀點的人們都來怨恨進而反感潘定發先生的負面作用啊!這是正常的學術研討嗎?!

自然,我把心思冷靜下來后,我現在還是根據《石文(一)》所說: “南蠻”即“苗蠻集團”是在夏商周時才出現的稱謂,又鑒于古代苗人到底與哪幾支古猿人群有關,目前實在還真說不清楚。故現在應刪去其中的“某支古猿人……苗蠻族團”。

因此,現在筆者將原粗線條表達式改為:燧人氏(黔東南苗族稱為火耐氏)→伏羲氏(黔東南多數苗族稱為姜央氏)→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時代中晚期形成),苗族操苗語三大方言分布在中華大地上,還有近300萬人遷居外國(筆者按:其中的火耐氏和姜央氏只列了中部方言區的;另兩個大方言區也許或無或另有相應時代的稱謂,請相應補充!)。

筆者認為,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前輩各族苗學專家和其他史學家的苗族歷史源頭的科研成果。首先必須尊重,其次才可根據今天的認識(也許也是錯,別人又來糾正!)指出其中確有某些不足處,目的只想補充完善或深化之。

眾所周知:人類對每個人和事尤其是對復雜的事物的認識都是一代接著一代甚至是世世代代地去努力認識才完成的過程。后人的認識都是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進行深化的。因此后人必須尊重珍惜和汲取前人的認識成果并深化認識之。但是,一個人甚至一個團體一個政黨對毎件較復雜事物的認識只能達到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水平。當時不可能窮盡地認識了那個事物。何況對苗學整體的研究呢?

筆者在2010冬寫《試談苗族的歷史框架》中曾寫道:對于一個沒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隨時把從古代到近代(主要指各地苗人掌握漢文字之前)里本民族的人所做過的事和經歷(潘補:及其閃光的思想)均記錄下來的苗族來說,要準確或相對準確地編寫出令苗族滿意(這是基本的)使國家認可的《中國苗族通史》之類的書是很不容易的。筆者于2013-10在石朝江先生主編《理想與超趆》一書的P105上有如下(大意)的一些話:每本書和文章中肯定也還有些不足的地方。我們不能苛求先輩們用今天的認識水平來寫當時那本書和文章。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都還在不斷地深化中。我們今天的認識水平,再過若干年后回頭看或甚至在當時的別人來看,肯定也會有不少的觀點是令人可笑的不足處甚至是有極大錯誤的。為了更好地把苗學研究工作推向前進,指出前人或他人的不足是今人應該盡的義務。

好在我們已經有了如上提及的幾本和未提及(筆者未見到)的較權威的書。但這些書還未窮盡對苗族的整體歷史和三大方言區(尤其是西部方言區的)苗族各自的較細的歷史真實。還需要不斷地充實、彌補不足和統一對某些歷史階段某些事或某些名人的再認識。

因此,《石文》嚴勵批評我無視、指責《苗族簡史》、《中國苗族通史》(1999)、《中國苗學》(2000) 、《世界苗族遷徙史》(2006)和《苗學通論》(2008)…….等權威的苗學史書是不符合我的本意的。因為我一直認為上述書和未提及的書(我未見到)都是苗學研究的權威的書,都是研究苗學的奠基巨著!

《石文(一)》對我作為一個基層苗學會會員寫的關于苗族歷史框架的文章定為“另起爐灶”、“標新立異”、 “宏偉遠大”、“不著邊際”、“不可思義”、“假、大、空”、“誑人日論”、“天方夜譚”等是否視為一種在學術研究中亂扣帽子的辦法呢?以后基層人員還敢寫苗史文章以文赴會參加學術會議以求拜讀到其他學者尤其是上層苗學專家學者的文章從中獲得新的知識和研究動向嗎?!

當然,石院長和我有過多次接觸,正如《石文(三)》中所說:我和潘定發先生是多年的朋友了(至少有10年以上了)。我知道:石院長用這樣“扣帽子”的辦法是專門只對多年朋友的我之激勵和提醒我對別人的觀點不要過多指名道姓評論而已。我有知錯則改跟著真理走的性格!可惜生活在基層,太缺少學習資料啦!我是不會計較3篇《石文》的!自然在答謝石院長的文中必然要陳述我寫苗族歷史框架的思路過程,有些話要重復講和“反駁”多年朋友石院長的一些評說。若全以“對對對或是是是或好好好”來回謝3篇《石文》恐怕也是不太好吧!我說的不對處,敬請石院長原諒和批評!我們都有共同繼續深化苗族歷史源頭的研究之愿望!

《石文(三)》說:我很想看到潘定發先生對我參與討論和商榷的回應,我不寄希望于我們之間的學術觀點會得到完全統一(因我從你的兩篇文章中感覺你很自信,不是一般的自信),但我想聽聽你堅持自己觀點的理由和依據……如果是這樣,我會親臨雷山或請你到貴陽來,找幾個朋友作陪……共同繼續深化苗族歷史源頭的研究。

筆者在前面已講過:說實在,我們基層的苗學會會員的所謂進行苗族歷史研究,實質就是學習和宣傳上層的苗學專家學者和其他史學專家的苗族歷史研究的成果!因此石院長講:我從你的兩篇文章中感覺你很自信,不是一般的自信真是錯了!我的兩拙文尤其是后文都是綜述類文章,2014-9在貴大的小會議室,會議主持人讓我發言時就講過(大意):《苗族歷史源頭研究回顧》類文章理應由上層的苗學專家來寫而不該是由我們生活工作在社會底層的苗學會會員來寫,因為我們手頭的資料太少…..只是感到苗族歷史源頭研究太重要了…..寫此文的目的全是拋磚引玉,肯定有許多錯,是激迫上層苗學專家來寫較正確的苗族歷史源頭研究的文章,以糾正我認為正確而實際是錯誤或誤解他人的觀點……說實話,我對兩拙文根本沒有自信!我只是說對某個問題的看法綜述目前有幾種觀點,而我是傾向于認同其中之一,這是寫綜述類文章要求綜述者要表態啊!我傾向于某種觀點中都有依據,這些依據是其他專家學者的觀點,這些觀點原本可能有錯而或是我誤解卻認為是對的。

這一來又要點另外觀點的不對而成為指名道姓指責別人啦!得罪了不少專家!真不好辦啊!但細想后還是可以改口氣來寫的。

按理:《石文》作者作為上層資深專家應該要指出我所依據的相關專家學者的觀點是錯誤的例如《石文》指出梁徐范三位大師說苗蠻類是有矛盾的或是我誤讀大師所言了所致。又如關于伏羲與太昊是否同一的問題,《石文》作者應理直氣壯地指出:徐旭生和陳連開兩位先生如陳連開先生所說:“先秦文獻,伏羲與太昊完全是不相關的神或人,《世經》(劉歆著)始將二者合為一位……”也是錯了,歷來都是二者同一的![現潘補按:也因《世經》而致神農和炎帝二者同一的!]。筆者的觀點都是依據一大批專家學者的苗族最早發祥地在南,后有大批北進中原而后打了敗仗有一大部分退回南方故地….. 石文》作者也應理直氣壯地指出:他們這些觀點統統都錯了啊!是否帕犯上“指名道姓的批評那么一大批人甚至不認可考古資料而得罪了他人”的錯誤而采取“不言為佳”的態度的當老好人呢!

我原先也是有過這些想法過:最好由省苗學會組織一伙有強烈意愿繼續深化苗族歷史源頭研究而觀點不同的有代表性人員匯集在一起一次或多次共同探討問題的。作為基層者不一定參加,因有機會參加也只是旁聽者,是想知道上層專家各種不同觀點吧了。但現看來一是這些人員中應有年老者(如參與寫《苗族簡史》者和其他元老),二是經費問題,誰愿牽頭呢?三相關領導點頭嗎?

我建議:1.上層的苗學專家擠吋間寫出有關苗族歷史尤其是苗族歷史源頭研究的書文應盡量能給極濃心這方面研究的基層苗學會人員拜讀。我們好學習和宣傳.2.各位上層的苗學專家(我們知道你們承擔上級布置的非苗族歷史研究的課題太多!)(可分工)擠出業外時間與精力即費力費時來梳理一下著名的漢族出身的史學家(基層看不到這些書)對苗族歷史記述或論述的正誤之綜述性文章,供基層苗學會會員學習用。為節約費用可用電子版傳到郵箱。3.你們住省城者可抓緊去走訪現住筑市而曾參與寫《苗族簡史》者和其他元老,聽他們回顧當年寫書參考材料的情況和以后有否新觀點等等,搞科研項目者有機會出差可走訪對苗族歷史有過興趣或有關聯的漢族著名史學家例如陳連開先生說:“先秦文獻,伏羲與太昊完全是不相關的神或人”等等的依據。

寫的太多啦,就此停筆吧!

最后,祝石院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參考文獻:

[1]《苗族簡史》編寫組。苗族簡史[M]。貴州民族版社。1985年10月版。正文第2頁。

[2]石朝江。重建苗族古史研究--兼論在苗疆腹地建立伏羲女媧陵園。中國貴州凱里苗族文化論壇論文集[C]。2012年5月。第235頁。

[3]伍新福。東夷、南蠻與苗族。苗學研究[j]。2008年第2期。第1頁。

[4]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重版,第65頁。

 [5]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M]。豎排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第89~94頁。

 [6]張兆和、李廷貴主編。梁聚伍文集[M]。華南研究中心。2010年5月第1版。第59~62頁。

[7]吳榮臻總主編。苗族通史。卷一導論[M]。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2頁。

[8]葉舒憲等著。山海經的文化尋蹤(上、下冊)[M]。2004年4月版。第1808頁。

[9]麻勇斌。苗族跨國認同研究的四個問題[A]。貴州省苗學會論文集[C]。2010年11月。第44頁。

雷山縣苗學會  潘定發/2019-4-23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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